机关争议和纠纷即为权力的争议，故对该类纠纷的救济当然不应该同于对权利之间或者权利和权力之间产生纠纷的救济途径。
[[47]]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的宪法修改通过不断地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通过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合宪性，通过规定保障私人财产权等为社会转型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制度。即使是对宪法的重大修改也不得触碰宪法锁定的价值和体现的根本特征，宪法的修改也不得逾越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é）。
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修改在转型宪政时期的功能发生了范式转移，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意义上限制政府权力转移到了当今转型国家中社会共识的整合。[[51]] 再次，在宪法修改的限制论主导下，1954年宪法与1982年宪法保持了Carl Schimt所说的宪法本质的同质性，即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贯穿了历次修宪活动（四部宪法的序言关于宪法指导四项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可以作证）。其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法哲学，中国宪法注重经济制度的安排。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半个世纪之后的McCulloch v. Maryland一案[[5]]的时代中，有革命和宪法修改两个途径可供选择，那么对于美国而言，通过准革命式（quasi-revolutionary）的宪法修正案来完成法律秩序的重构成为了必要。[[6]] 在1861年，国会曾反对通过任何可能干预州权内部事务的修正案，之后不久便有三个州反对对宪法修改。
1975年宪法第二条明文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55]]（四）修宪内容集中于序言和经济条款在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上，我国宪法是循着适应——不适应——修改——再适应——再不适应——再修改的轨迹，而不断地进行着修改。通过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的方式是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解决与之有着内在关系的行政合同纠纷。
[59]为保障公益，在不对等行政合同中进行权利倾斜性配置是必要的，但应以必要为限。[52]王克稳，见前注[19]，页32。在公法模式下，一个较完整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主体制度、权利制度、行为制度、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五个方面。可以说，通过行政合同达成行政目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行政主体不可不运用的一种法律手段。
②形式要件，即行政合同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参见黄锦堂：行政契约法主要适用问题之研究，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契约法与新行政法》，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页33-34。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行政主体作为行政合同主体需要满足的条件是：①行政合同中权利义务所涉事务属于行政主体的管辖范围。二是有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之间。人事争议仲裁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争议双方的合法权益。
但按照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案件原被告两造恒定，尚无法容纳官告民案件，且不能为法院所完全管辖，这必然会影响公用征收有关问题的解决。现在看来，实践层面早已不排斥通过行政合同手段达成行政目的，理论上也可找到行政合同的生存空间，因此重点应放在通过实务素材的归纳整理和理论层面的缜密论证推进立法认同与法制确立。美国大法官William O.Douglas的法谚可资佐证。行政合同行为的成立要件有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的内容。
生效应是一个过程，有效则是一种状态。此均为可理解之现象，盖立法当时或甚至更早以前，行政法学毕竟较为封闭，集中讨论行政契约之合法性，而未进一步讨论其‘形成性，尤其行政合同如何进一步形成有关之议题。
构建在人类管理公共事务的历史上，先后有两种制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一个是程序，一个是契约。二是不能因有证成行政合同的现实任务而忽略制度的内在构造。
这一点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上级人大或政府是否有权将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上收的答复》所重申。而经此推动治理方式之改良，政府角色之校正，公共福社之增进，亦非不能设想。行政合同可分为对等行政合同[53]和不对等行政合同[54]两种类型，不同类型行政合同其权利义务的相应程度不同，法律地位也因此而不同。[65]具体内容参见前文主体资格制度部分。一般认为行政决定的优势是效率，行政合同的优势是民主。⑥形式要件，即具有固定合意之载体。
[22]如果不通过法制给其一个应有的名分，受到既存法制（如《行政诉讼法》、《政府采购法》）挤压的行政合同，只能作为行政创新实验在极小范围内存在，难以名正言顺地推广和持续应用，勉强为之将被视为违法。[20]杨解君教授认为行政合同所能承载的理念包括平等理念、自由意志理念、诚信理念、义务责任理念以及和解理念，这几方面可以总称为契约理念。
前述两种观点明显针对的只是不对等行政合同。行政合同责任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种类型：①根据承担责任主体之不同，可分为行政主体责任与行政相对人责任。
行政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意味着行政合同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用以羁束和规范当事人的行为。[58]一般认为这只是大陆法系的特色，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
其次，公法模式而非私法模式更有利于保障人民个体之权益。[62]私人之间成立行政合同仅为特例。第五，通过公法模式调整行政合同关系是大陆法系国家较为通行的做法。尤其是我国尚处于依法治国的初级阶段，无关之行政权力擅自进入行政合同的情况并不罕见，通过行政合同损害人民权利的情况并不罕见，以不正当连结破坏对价给付之相当性原则的情况并不罕见，需要通过公法规则来监督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平衡公私利益，而私法规则因欠缺相应的机制而力有不逮。
[46]二是着眼未来，假设通过行政主体理论的发展将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主体纳人其范畴，那么，非行政主体之间还能缔结行政合同吗？应该说，原则上是不行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拆分模式是将行政合同的契约性要素与行政性要素剥离开，与契约性要素有关的问题由私法调整，与行政性要素有关的问题由公法调整。
[53]主要在不具有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之间签订。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页24。
从活动目的看，行政合同的使用是为了增进社会福社，而非增进个人利益（即便事实上可能确实增进了个人利益）。据此，从保护的充分性上看，公法模式高于私法模式的保护程度。
行政合同行为的有效是指对已经成立的行政合同行为认可其对相关人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谚曰：契约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被称为当代政府主要构筑物的合同，是联系传统政府框架中互不协调部分的主要介质和填补国家机构漏洞的重要成分。行政合同责任在内容上由义务、归责和负担三部分组成，在结构上是顺次构成的立体关系。
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29]当然，在德国，即便在相关法律规范已经存在数十年之久的今日，仍有部分学者提出对行政合同的怀疑，认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无区分之必要。
[12]这是学界没有论及行政合同起源问题的根本原因。③协作力，即在行政合同行为成立但未生效的情况下，当事人负有促使其生效的义务，而不能消极作为或阻碍其生效。
[6]包括合意的表现形式。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